贾平凹笔下的“古炉村”展示传统文明二元性
首页
阅读:
admin
2019-10-20 02:42

  著名评论家陈思和说:“贾平凹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一直坚持创作的作家。30岁时写出《浮躁》和《商州》系列,用寻根文学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走向;40岁写出《废都》,给文坛和社会带来强烈冲击;50岁写出《秦腔》,把不同的时代重叠了起来。几乎每10年,他都对文坛甩一个炸弹!”如今,贾平凹虽年届花甲,却给文坛甩出了又一枚炸弹----《古炉》。

  长篇小说《古炉》,以陕西一个名叫“古炉”的村子为背景,借助于一个丑陋、怪异、自卑而又天真、名叫狗尿苔的孩子的眼光,来看20世纪60年代那场浩大的政治运动—“文革”。古炉村是一个偏远、封闭、保持着传统风韵的地方,但是这里的宁静却从1965年冬天开始动荡了。村里几乎所有的人,在各种因素的催化下,被迫卷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时间一直发展到1967年春天,那样一个山水清明的宁静村落,在“政治”虚幻而又具体的利益中,演变成了一个充满猜忌、对抗、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轨迹,在贾平凹平静的叙述中,有缓慢的沉重感,也有荒诞的戏剧性。但是其中对于历史浩劫的解读,对于人性深刻的解剖,又无处不在。作者用真实的生活细节和浑然一体的陕西风情,把当时中国基层“文革”的历史轨迹展示在我们面前,生动地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日常生活和时代风貌。

  这部作品是贾平凹用心最多的一部作品,修改三稿,每一稿都是一字一句重写,写作字数前后达200万字,用坏了300多支签字笔,对此,贾平凹不无感慨:“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

  可以说,《古炉》中的“文革书写”不单是历史时间上的写作,而且“古炉”也是中国本身的隐喻。与伤痕小说中知识分子式的“文革记忆”相比,空间上的底层“文革叙事”是贾平凹呈现给读者的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在过去的许多文字中,那场浩劫多是狂热的、暴力的,甚至是血腥的。然而,贾平凹笔下的古炉村,更多的却是世俗的、愚昧的甚至是搞笑的,洋洋64万字的篇幅,不动声色地沉浸在这样的叙事基调中,于无声处见波澜,这也正是贾平凹和他的《古炉》吸引人的魅力之所在。

  对贾平凹而言,写“文革”既是使命,又是宿命,作为一个参与过、了解过那段历史的人来写,既有感觉,也会更扎实,如果让一个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写,就和现代人翻唱民歌一样,丧失了本真的味道。

  贾平凹曾经说,古炉村里的人人事事,几乎全部是他的记忆,而正是这些控制不住的记忆,逼迫着他有了要写出来的欲望。其实,这样一种写作的欲望还来源于贾平凹对一个问题的理性思考,那就是曾经一段时期,似乎大家都是“文革”的批判者,好像谁也没有责任。但是“文革”那一段切身经历,让贾平凹真真切切地见识了什么是人性的残酷,也让他对此做出了深刻的反思:“文革”不管起因如何,责任应该是大家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在小说中,贾平凹没有去评价“文革”,却借助写人、写人性,来反映那一段历史,“文革”不过是载体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炉村这段令贾平凹挥之不去的记忆就恰恰成为他探寻这个问题答案的入口。

  在第七届矛盾文学奖颁奖时,贾平凹说:“有幸生在中国,有幸目睹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给我提供了文字的想象,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将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忧患的心生出翅膀飞翔,能够再写出满意的作品。”《古炉》这样厚重扎实的作品的诞生,让贾平凹敏感忧患的心生出飞翔的翅膀,读这样的作品,让人感觉沉甸甸的。

  贾平凹在《我与商洛》的短文中说:“商洛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想象空间,商洛的故事还会不停地供我写出,这是我年近六十岁时的写作状态和写作愿望,我也认作是我的文学宿命。新近完成的长篇《古炉》,虽写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但还是站在商洛去对这块土地的历史和人性的追问。我写的是小说,我自信墨水的诚实,可以说,甚于热血。”

  新时期以来,每一个文学发展阶段都有贾平凹独特的贡献,他的创作贯穿其中。他把焦点更多地聚集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乡土中国,试图通过乡土中国的缩影---商州的故事来深刻地展示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冲突,写出中国广大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痛苦和失落。在他的笔下,展示了传统的文明是分裂的、二元性的,展示了广大的农民生活在乡土社会中参与并表达了这种二元性,使得他的作品写出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贾平凹因此而在中国文坛上长盛不衰。